城市生活由我们共同创造（资料图）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的血脉之一，而公众日常的文化生活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国是一个有着数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大量打工者涌入城市。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文化生活，作为群体，他们同样是现代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关注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不仅仅是他们的愿望，同样也是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所必须做的。

农民工特有的“寂寞众生态”

　　在衡水市区大庆西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平房里，灯光昏暗，杂物和生活日用品杂乱地堆放着。桌子上散乱地放着上千把钥匙，桌子的一角，摆放着已经凉了的饭菜。这是外来务工者周师傅用来配钥匙、修锁、修车的工作室，也是他和老伴居住的“家”：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琐碎的修理工作没个准点，时常中午接到生意，一忙起来，就错过了吃饭时间，有时候，半夜也要工作。谈到文化生活，老周指着床头那台老式的收音机笑着说：“这个就是陪我好多年的老伙计。”
　　周师傅的状况是不少外来务工者在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工作辛苦而不稳定、对城市生活不适应、居住地区边缘化……他们每日勤奋打拼着，生活中的文化娱乐享受少之又少，精神生活可以用寂寞来形容。
　　一周的走访下来，记者感触最深的是：农民工是涌动在城市大动脉里的特殊血液，是一群远离家乡和亲人走进城市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文艺特长，吹拉弹唱样样行。然而，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地感受着城市给予他们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最终只能依靠睡觉、打牌来打发业余时间……
　　来自阜城的小李在市区做装修工，他最近遇见了一件烦心事——随身听怎么鼓捣都不出声了。今年18岁的小李每天晚上收工后独自留下看守工地，他业余时间唯一的消遣就是听随身听。为省钱，小李拿着随身听挨个敲雇主邻居的门，希望有人能帮忙修好，但谁也帮不上忙。这些日子以来，小李每天收工后只能坐在楼道里发呆。
　　在衡水市经济开发区一工地干活的小张说，许多工友都感到空虚寂寞。每天晚饭后，工友的消遣就是看录像、玩牌、打麻将，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工友买台便宜电脑打打游戏。工地上没有人组织他们搞文化娱乐活动。
　　当被问到拥有什么书时，在市区人民路一饭店打工的李双根说：“书我倒是有一本，《连城诀》。”就是这么一本书，竟然成了他所住宿舍的宝贝，大家争着看，已经快被翻烂了。
　　来自深州的小吴在市区一个工地打工，下班后大多时间是窝在宿舍里和工友吹牛聊天，偶尔也出去到老乡那里打打扑克、喝喝酒。他渴望能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轻松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或闲暇时到KTV里吼两嗓子，但这些花费对他来说太高了。
        ……
　　“干活太累，没钱去玩，也没人组织。”农民工这对自己业余生活简单朴实的归纳，是记者在走访中听到的最多的声音。

生活压力大　缺乏有效组织

　　走访过程中，记者对受访的50名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进行了划分，其中高中以上学历的11人，23人是初中毕业，14人小学毕业，还有2人是文盲，从事职业包括建筑工、餐馆服务员、保姆、保安等。这其中，有近半的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文化生活“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显然的，这些打工者下班以后的生活就是睡觉和聊天，他们挤在狭小的住所里，外面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似乎与他们无关。在为之辛劳工作的城市里，当城里人在信息高速路上享受多彩文化生活的时候，能看看电视、电影却成为这些打工者深切的渴望。有一些农民工在调查时大胆地表露出一种憧憬：你们城里人如果能把不要的书、淘汰的电视机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记者无意间看到一位农民工在破旧的练习本上记下这样一笔账：一个月收入1500元，房租150元，饭钱140元，日常生活开销50元，儿子生活费200元，寄回家800元，每月寄给母亲看病钱160元。他说：“在市区看一场电影要30元，买一本书便宜点儿的都要二三十元，哪个打工者消费得起？”
　　目前，我国已有1.2亿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打工者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打工者以自身廉价的劳动力、自己的辛勤汗水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他们有理由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回报。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社会有责任保障该群体的各种权益，尤其是他们极度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能仅仅只满足让他们工余时间有个电视看，而要从宏观角度和政策制定上考虑他们的文化需求。

萌芽正长成

　　如今，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建议，可以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把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纳入覆盖城乡的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规划。二是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构建以社区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文化服务平台，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文化活动。发挥市场的参与功能，引导市场生产和供给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创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载体，建立、完善自助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草根文艺社团等组织,实现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
       在我市，也有一些企业在积极尝试活跃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办法。
　　记得在去年5月底，记者采访过一个农民工法律法规和劳动保护知识培训会。会上参与中景·天玺香颂项目建设的200余名农民工代表在培训中学习到了各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开讲前，会场里很嘈杂，可讲座刚一开始，会场内立马安静下来，大家表现出的对知识的极度渴求让人振奋。
　　今年年初，武邑武猛工程队自掏腰包出资三万余元，为民工筹建“工友之家”，购进图书200余册，音像制品100余套。工程队负责人说：“在开展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多关注员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多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文化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有效缓解压力，增加工作生活愉快程度，更好地在企业工作，增强企业的内在凝聚力。”
……
　　其实，关注农民工文化生活也是在构筑“堡垒”。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去占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业余文化阵地，任其自流，那么社会上的赌博、嫖娼等阴暗丑陋的违法之事就会乘虚而入，缠其身攻其心，社会毒瘤就会进一步得以繁衍。
       “堡垒”不坚，我们焉能漠然。如中铁景旭地产、武邑武猛工程队一般的企业，可以也必须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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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在关注广大农村的同时，亦可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王晓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在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工业园区、企业等场所，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供便于参与的文化服务，支持农民工业余文化组织开展活动。进一步净化文化市场和网络环境，通过手机、网络等新生代农民工高度依赖的媒体渠道，以先进文化、健康文化影响、引导他们健康成长。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学习成长需求，支持企业开展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为他们合理规划和实现自身职业发展创造条件。